教育是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结合体，既具有自身嬗变进程中积淀的历时性教育本质，更具有不同时期社会要素浸润的共时性时代特色。技术和产业革命的每一次变革都带来教育的一次系统性重构，不断重新定义教育的内涵形式、功能定位和发展逻辑。当前，以数字技术为表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现有经济社会秩序带来多方面冲击”，这也必然推动教育内涵与外在的颠覆性变革，尤其是“长在”社会产业体系之中的职业教育，必将通过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路径之更新，回答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时代之问”。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厘清社会核心要素的发展变化及发展诉求，把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明确职业教育多维主体的行动主责，是摆在职业教育战线面前重要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宏观社会语境下，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核心要素/范畴可具象化地表征为国家战略和国际形势、技术/科技和产业以及共时性的社会主要问题等。厘清这些要素的构成、作用和变化，是思考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前提。这既是对“教育社会制约性”的理论观照，也是对“跳出教育看教育”的政策回应，进而以识变明方向、以应变解难题、以求变促提升。

（一）技术变革带来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定位升级”的挑战

职业教育是培养技能人才的教育。“技能是具身的技术”，技术的迭代必然引发技能的跃迁。一方面，当今世界各国聚焦人工智能、高端半导体制造、绿色技术、工业软件、精密制造与新材料、5G通信、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展开了激烈的同质化技术竞争，指数化、爆炸式发展的新技术同步提升了就业市场对技能人才的要求。传统以操作为主的低端技能在逐渐减少，而以心智技能为主的高端技能需求不断增多。市场对“技能”的定义已不是简单“作用于物”的操作技能、技术训练，而是“作用于码”“作用于慧”的数字技能、智慧技能。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将“对更多就业岗位产生冲击”。如果将劳动按照“规则与不规则”“脑力与体力”进行划分，规则的体力劳动已经被自动化技术替代，不规则的体力劳动已经被柔性化生产技术替代，规则的脑力劳动正被低阶人工智能替代，不规则的脑力劳动的大部分也将会被以“涌现”和“顿悟”为主要特征的高阶人工智能替代。这也就意味着，企业用人将越来越少，对人才的要求将越来越高，进而彻底引发职业教育领域的颠覆性、系统性变革。未来，职业教育培养什么样的新技能，如何培养兼具专业硬技能、数字软技能与跨界协作能力的新技能人才，这对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根本性挑战。

（二）产业升级引发职业教育“产业匹配要求跃迁”的挑战

职业教育是面向市场、依靠产业、服务产业的教育。技术变革必然带来产业的迭代升级，尤其在数字技术持续赋能的背景下，我国产业正呈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发展格局，打造了世界领先的优势产业矩阵。在产业布局方面，国家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积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解构以传统制造环节为核心的线性分工模式，研发、设计、软件、供应链管理、售后运维等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已深度嵌入并主导整个产业价值链。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必然需要进阶版的职业教育支撑。一方面，需要与高端产业相对应的专业布局，基于“新质产业”布局“新质专业”，培养“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人才和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形成教育、科技和人才良性发展的逻辑闭环。另一方面，需要高端的技术支撑，技术研发和创新是高端产业尤其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产业发展亟须能够共同开展“卡脚脖子”技术攻坚的教育帮手、合作伙伴。实践中，囿于社会（尤其是科技型企业）与教育的“知识逆转”，企业对技 术的关心和熟知程度远超想象，对合作院校的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使职业教育面临如何提升匹配企业的能力、如何推进新阶段的产 教融合破冰、如何构建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的挑战。

（三）社会发展带来职业教育“社会服务功能拓展”的挑战

职业教育是稳就业、保民生的教育。从服务国家宏观发展目标的维度看，我国经济已进入中高速增长、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需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源自世界发展的经验也表明，已经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完备的技能人才培养和培训体系，以此提高社会人力资本整体水平和社会整体创新水平，形成支撑科技成果转化的大规模生产能力，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从服务国家补齐社会发展“短板”的维度看，我国的发展要靠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发展要靠人才，人才的供给要靠教育，尤其在经济发展的薄弱地区，要特别重视发展职业教育。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统筹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那么下一步社会发展的实际重心就落在县域经济，这就使职业教育面临“资源下沉”和“服务延展”等新的服务需求挑战。同时，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到，“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在国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如何稳定脱贫人口规模和脱贫人口收入，防止因失业导致规模性返贫，做好社会发展的“兜底”工程，积极发挥新社会培训功能，这对职业教育的服务面向提出了新的挑战。

（四）人口变化带来职业教育“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挑战

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十五五”时期我国人口发展处于持续负增长，少子化、老龄化、区域增减分化特征成为新常态，这对职业教育带来了生存与发展的双重命题。在生源供给端，“在学龄人口大幅度下降时，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处于高等教育系统底部的高职院校”，少子化导致适龄生源总量持续减少，生源竞争从中职逐渐传导至高职。与此同时，家庭对教育的选择性更加凸显，追求更高学历的社会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职业教育的生源空间，部分学校面临严峻的招生难题与“生存危机”。在教育需求端，老龄化社会催生了银发经济。“未来五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将从3.26亿增至近4亿，护理员缺口超500万人”，老年护理、健康管理、老年旅游等领域产生数百万量级的新人才缺口，这要求职业教育快速调整专业布局。这标志着职业教育的服务对象必须从传统的“适龄青少年”拓展到覆盖更广泛的社会全员，服务方式从学历教育为主转向学历和非学历教育并重。可见，人口变化不仅影响了职业教育的生源数量、生源类别，更倒逼职业教育打破单一的“前端一次性培养”模式，向覆盖全生命周期、服务多元人群的“大职教”体系进行战略转型。这就为职业教育的“育训并举”功能带来新的挑战。

（五）国际形势带来职业教育“更好随企出海”的挑战

职业教育是具有国际交流合作优势的教育。“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与此同时，我国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这对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办学和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从服务国家战略看，“一带一路”倡议与产能合作需要通晓国际规则、具备跨文化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但现有的人才培养体系与国际标准对接不足，学生的全球竞争力培养薄弱。从响应企业需求看，伴随中国企业海外布局，对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剧增，但职业院校“教随产出、校企同行”的机制不畅，海外办学能力、跨文化资源整合能力明显不足，“存在国际化办学理念滞后、国际合作交流规模小、综合协同创新平台缺乏、国际化产教融合层次低等问题。”从参与全球治理看，部分发达国家凭借工业化的先发优势，在职业教育的标准、资源上积累了一定的比较优势，长时间占据主导地位。相比之下，我国职业教育在参与制定国际职教规则方面的话语权有限，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输出重要载体的功能尚未充分发挥，如何弥补国家对外战略的宏大叙事与自身微观行动能力之间的落差，是职业教育面临的新国际交流合作挑战。

（六）教育系统变革带来职业教育“竞争优势不强”的挑战

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在整个教育系统内部，职业教育面临着普通教育“优越性”的挑战。特色发展是职业教育安身立命、彰显优势的重要路径。长期以来，职业教育对于类型特色的认识和把握尚存空间。对于职业教育长期实践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普通高等院校、特别是应用型高等院校也在积极探索，比如“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对接区域产业需求，引领和组织区域创新。”尤其是后发的第四代新型研究型大学，更加突出服务国家战略、实战导向、科教融汇，强调“打破大学—产业—政府刚性边界，形成多主体渗透式协作网络”。此外，个别职业院校办学水平和就业率不高，也使其面临“实效检验”的尴尬。职业教育若不能在大教育生态中确立自身的“比较优势”“特色优势”，就难以确立真正的“类型地位”，甚至会出现“生存危机”。在职业教育系统内部，职业教育的边界极为宽泛，包含了中职、高职专科和职业本科等不同层级的学校、从“普通”到“双高”等不同水平的学校、从面向服务业到面向制造业等不同领域的学校等等。但现实中，职业教育的管理还比较粗放，如何在教育体系中锚定自己的生态位，进一步强化职业教育的特色办学、特色发展，是职业教育面临类型定位和生存空间的挑战。

形势之变，是谋划新阶段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技术、产业、人口以及教育自身等方面的变化，要求职业教育必须紧扣“传承技术技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基本要求，坚持“绝不能脱离学生个人成长，绝不能脱离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前提价值，锚定升级化、融合化、全面化、国际化、特色化等发展方向，形成积极适应和适度超越的产教协同发 展格局。

（一）升级化：推进职业教育体系层次结构重心和内涵水平整体上移

技术、产业的双向迭代和高移，必然驱动职业教育的结构和质量整体上移。一要推进职业教育层次结构重心上移。推进职业教育层次结构战略性调整，构建以中职教育为基础、高职专科教育为主体、职业本科教育为牵引、专业硕士教育为突破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进一步强化优质职业本科教育资源扩容，积极探索、稳步推进专业硕士教育，打造“纺锤形”的职业教育体系结构，有力支撑产业高阶化发展趋势。二要推进职业教育专业升级。以产业升级为导向，适度超前布局新兴专业，加快改造传统专业，及时撤销服务落后产能专业。借鉴“高创新国家理科、医科占比明显更高，工科占比可能略低但大体持平”的发展经验，进一步强化电子与信息、装备制造、交通运输、医药卫生、能源动力与材料等专业大类的协同布局，提升专业与产业链、创新链的匹配度。三要推进职业教育内涵提升。坚持“向内深耕”，聚焦职业教育关键教学要素改革，优化专业结构与课程体系，强化实训教学与“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全面提升技能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水平，夯实职业教育办学核心竞争力。深化“向外赋能”，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与区域产业需求，强化社会培训、技术服务与成果转化，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与贡献度。

（二）融合化：坚持“以产定教”的职业教育价值逻辑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底色，过去如此，未来亦如此。一要基于产业逻辑思考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发展必须“跳出职教看职教”“跳到产业看职教”，坚持以产定教、以产引教、以产促教的产教融合“大逻辑”，根据产业、行业、企业、岗位、工种对教育、对人才能力的需求，全面推进职业教育的层次和专业布局优化，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教育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二要基于职业和岗位逻辑思考人才培养。“技能人才培养必须回归职业逻辑，”从职业需求与岗位标准倒推培养目标，“把行业、产业、企业技 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基于岗位能力图谱构建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尤其要立足数字赋能产业高频迭代的时代背景，建立人才培养方案快速、科学修订、重构、重组、完善机制，培养学生适应岗位、超越岗位的能力。三要基于技术研发赋能新的产教融合。要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的科研水平，侧重“技能型科研、职业性科研”，以高水平技术研发作为深化产教融合、提升贡献水平的新增长点。坚持企业出题目，科研做文章、成果进课堂，将技术研发嵌入产业链创新链，聚焦工艺改进、技术推广与成果转化，助力企业解决“卡脚脖子”问题。把成果转化成可以再复用学习的项目资源，提升职业教育课程和教材的科学性、前沿性。

（三）全面化：形成覆盖终身、满足个性、突显人本的人才培养范式

这里的全面化发展特指面向全体学习者、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突出主体自主思考的全面发展。一要坚持终身化，开展面向全生命周期的教育和培训。“数智时代，知识和技术更新换代极为迅速”，个体发展“需要从‘一次性学习’思维转向‘终身成长’思维”。职业教育必须突破学历教育限制，主动拓展功能定位，积极开展社区教育、老年教育、企业内训、社会培训等多种形式教育。关注农民、退役军人等 重点人群，关注农村、西部地区等重点区域，不断提升教育供给的多样性、可及性，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构建。二要坚持个性化，依托数字赋能开展大规模因材施教。要打破“一起入学、一起学习、一起毕业、一起就业”的“四个一起”标准化培养模式，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全面了解不同学生的学习实然、多元诉求为每位学生设计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开展基于不同个体的增值性评价、个性化辅导反馈等。三要坚持全面化，强化“人机协同”下人类智能的培养。数字技术极大地提升了教学效率，但也带来破坏学生自主思考等基础学习能力的风险。要进一步强化人类智能对人工智能的主导，“强调培育超越通识技术与技能体系范畴的人类智能。”把主动思考、学习迁移等“不可替代性”能力培养作为教学的重要价值导向，使学生具备较强的逻辑预设、技术审美、复杂治理和掌控全局能力。

（四）国际化：打造教随产出、融入本土的出海合作项目

职教出海是服务国际产能合作、彰显中国职教实力的重要举措，更是推动中国教育标准走向世界的关键路径。一是必须坚持教随产出、产教同行。打破“为出海而出海”的院校单一主体行动，坚持与出海企业结伴同行，构建多元协同、利益共享的出海共同体。紧扣中资企业海外生产经营需求和当地产业本土化发展要求，精准匹配专业设置、课程开发与技能培训内容，实现“企业产能布局到哪里，职业教育的支撑服务就跟到哪里。”二是必须坚持统筹有序、高端出海。强化国家对职教出海项目的有序统筹，推动职教出海与国家周边外交战略、区域产业布局与教育开放布局同频共振。加快制定海外办学、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职业资格认证等全链条标准体系，消除零散化布局、同质化竞争、低水平输出等出海乱象，让职教出海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循。输出高端教育资源与优质办学模式，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项目与国际品牌。积极开展出海项目评估，以更有质量的‘出海’提高服务国际产能合作的水平，提升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三是必须融入海外本土教育体系。职教出海的价值不是简单的“输出”，而是“深度融合”和“落地扎根”。要深入了解海外本土教育和文化，打造不同的定制版教育资源包，主动争取当地教育部门与社会各界的认可，让中国职教经验与模式适配海外本土发展需求，实现从“走出去”到“扎下去”再到“立起来”的转变，切实提升我国在全球职业教育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五）特色化：凝聚“异质突围”的进阶发展动力

特色化是对职业教育本质要义的个性化表达，也是职业教育彰显自身优势和实力的“品牌符号”。一要突显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异质优势”。职业教育既要思考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区别，也不能陷入“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要在与普通教育的互鉴中寻求更具优势的特色，坚持以“技能”为表征的价值定位，聚焦技能人才培养、应用技术研发、高端技能培训服务等等；坚守以“产业”为导向的自驱模式，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作为一以贯之的发展路径；打造以“实 战”为核心的培养范式，依托真实场景、真实任务开展真实教学。二要突出职业教育与所属地区的“个性互动”。职业教育必须扎根地方、服务地方。要立足区域产业特色，打造区域化的专业集群，预设特色化的发展定位与服务面向；立足区域文化特色，融入地方文化基因，打造个性发展的区域精神符号；立足区域人口特色，依据人口结构、分布特征及人力资源需求优化教育数量布局；立足区域地缘特色，开展不同侧重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等。三要突显每一所学校内 涵风貌的“校本特色”。“学校办学特色是在同一类型和层次上的特色或比较优势”。打造校本特色必须兼顾理想追求与现实条件，要立足自身实际和办学沿革，找准学校在整个职业教育体系、在区域教育体系中的生态位，挖掘自身历史积淀与办学传统，凝练具有校本特质的 办学理念、文化内核、发展模式，不断提升办学特色的辨识度、美誉度。

推进新阶段职业教育改革，需要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效能，从传统的“条块管理”向“多元协同治理”转型。要进一步明确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行业组织、企业、职业院校等不同主体的应然之责，构建一个功能互补、交叉协作的“治理生态共同体”。在“以产定教”的价值牵引下，打造从产业需求出发到服务目标达成的完整行动闭环，保障职业教育改革持续向好。

（一）国家统筹，稳固职业教育发展的四梁八柱

国家职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者、战略规划者和全局统筹者，主要负责“制定全国性的战略规划、统一标准与制度框架，统筹协调跨区域、跨产业的重大工程与重大项目”，保障全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性、科学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一是强化整体设计。要与时俱进匡正改革方向，紧跟社会产业和技术快速迭变形势，研判职业教育的价值定位阈度、整体发展向度、改革实施力度，预设中国职业教育特色化发展的“共时性”应然样态。要强化制度支撑，在整体发展方向以及具体限制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方面，如人事制度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等予以制度性消解，以政策制度夯实职业教育类型基础。要优化体系结构，紧跟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产业发展形势，预设职业教育层次布局、专业布局，动态、科学、有序地推进职业教育体系的重心上移。要强化评价指导，健全差异化管理机制，根据职业教育的层级差异、专业差异、地域差异、参与主体差异、发展定位差异等，实施“一纲统筹”“分类管理”。

二是强化干预驱动。要推进试点制驱动，在部分省、市布局职业教育综合改革国家试点，聚焦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重点产业领域开展专项改革，以试点先行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要强化项目制推动，持续推进“双高建设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示范性项目建设，发挥其示范引领与辐射带动作用；要同步推进课程、教材、教师团队等专项项目建设，以国家项目评价标准引导地方和院校内涵建设与创新。要突出倡导制引领，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数字化改革、高端职教出海等方面，在国家层面组织开展重大主题活动、有组织的学术研究等，充分调动职教战线和整个社会重视、支持重点领域职教改革与发展。

三是做好平衡统筹。要强化横向激励，激发地方治理内生动力。坚持扶优扶强，通过财政支持、项目倾斜、试点授权等方式赋予地方改革自主权，鼓励地方因地制宜探索特色发展路径，推动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实践同向发力。要强化资源共享，打造“国字号”优质平台，统筹建设一批跨区域、跨行业、跨院校的公共资源平台，整合关键教学要素等各类优质资源，打破条块分割与资源壁垒，以集约化供给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夯实均衡发展基础。要强化标杆辐射，以典型案例辐射基层改革创新，及时梳理推广职业教育改革的成熟经验、标杆案例，以示范引领降低试错成本，以基层首创提升改革效能，实现全国职业教育互学互鉴、整体提升。

（二）地方主责，夯实职业教育发展的区域根基

地方职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执行主体和协调主体，“发挥承上启下的枢 纽作用，将国家意志转化为区域策略”，须立足区域产业特色、人口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统筹区域职教资源、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强化政策落地执行，推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一是优化区域职业教育布局结构。各地要基于区域城乡、产业、文化、人口等多维要素的耦合性思考，通过模型计算等方式预设区域职业教育应然布局结构。在院校布局上，统筹考虑社会区位需求，兼顾区域均衡，统筹考虑职普比例，兼顾特色发展。在专业布局上，紧盯区域主导产业、新兴产业需求，定期发布重点紧缺专业、改造升级专业、限制撤销专业“三张清单”，为学校专业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在职普布局上，推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优势互补、错位发展。

二要将职业教育发展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地方政府重视职业教育的刚性机制，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纳入地方政府与产业园区绩效考核，明确考核指标与奖惩办法。强化政府牵头，建立和运行省级部门间的会商机制，推进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各类学校协同发力。聚焦载体创新，以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为核心，推动产教融合从“表层合作”向“利益共同体”转变。深化企业引导与政策激励，“以充分的制度供给和政策合力，推动企业，特别是具有风向标作用的国企，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推进职业教育资源下沉，搭建校、企、县合作对接平台，坚持项目驱动与政策引导，“强化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绑定，为县域特色产业定向培养技能人才。”

三要强化贡献度导向的职业教育评价和投入机制。健全分层分类、科学量化的职业教育绩效评价体系，细化评价指标维度，既要涵盖专业、师资等“小逻辑指标”，更要涵盖“反映职业教 育对服务实体经济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贡献”等“大逻辑指标”。强化评价结果的刚性运用，倒逼职业院校提升办学质量。建立财政投入与绩效评价结果的联动机制，将改革成效纳入学校考核、资金分配与项目遴选体系，形成改革成效与资源支持挂钩的激励机制。坚持以公开促规范、以透明提质量，通过政府官网、教育政务平台等渠道，向社会全面公开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方案、毕业生就业质量、产教融合进展等关键信息，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三）行企牵引，打造职业教育发展的引领标准

行业组织是职业教育与产业之间的桥梁纽带，其熟悉产业发展的前沿动态，掌握技术演进的趋势方向，了解人才需求的规格变化，应当发挥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将行业的“话语权”转化为办学的“指挥权”。

一要明确前沿坐标，发布具象精准的产业发展需求。行业组织要发挥牵头作用，联合本行业 龙头企业、骨干企业等，基于实践调研和大数据统计等手段，定期发布优质企业清单、企业技术需求清单、人才需求清单，发布产业、技术、人才发展白皮书。要结合产业和技术迭代趋势，科学预测未来一个时期技能人才的规模缺口、结构分布、核心能力等，将行业发展趋势、产业升级方向、技术迭代路径、企业转型战略等具象化、图谱 化，为职业院校发展提供“即时坐标”，从源头上破解供需错配难题。

二要坚持标准引领，牵头开发行业和教育标准体系。一方面，行业组织要联合头部企业牵头或深度参与开发或修订行业标准、职业标准、岗位标准以及行业技术规程、岗位操作规范及安全生产准则等，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融入标准体系，为职业教育标准开发和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提供“产业标尺”。另一方面，推动产业标准向教育标准转化，行业组织要联合高水平职业院校共 同开发与之对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实践教学标准、技能等级认证标准等，打通从工作领域到学习领域的转化通道。尤其要将数字化技能、绿色生产要求纳入标准内容，保障教育标准与产业前沿同步更新。

三要统筹行业全局，构建行业领域协同共进机制。行业组织要强化资源整合，发挥统筹业内 企业资源优势，推动跨企业协同参与职业教育，避免校企合作“单点对接”的碎片化、薄弱化。汇聚行业专家、技术能手参与课程开发、教材编 写与师资培训，提升职业教育资源的前沿性和科学性，推动行业人才队伍素质整体提升。整合行业内企业的实训设备、生产项目、研发成果等资源，搭建行业性产教融合公共服务平台，推动优质资源向职业院校开放共享。组织行业性技能 竞赛、技术比武，搭建行业技能交流平台，培育行业技术技能人才骨干。积极开展第三方评价，精准呈现院校建设的成绩与不足，为职业院校发展和职业教育改革提供合理建议。

（四）企业赋能，汇聚职业教育创新的强劲合力。

企业“对技能人才的能力要求不仅更为清晰，而且是动态更新的。”新阶段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必须“进一步突出企业在人才培养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推动企业从“客人”变“主人”，从“旁观者”变“局内人”，深度介入人才培养的全流程、全要素。

一是精准“出题”，以企业需求锚定职业教育行动起点。要出好人才标准之题，基于企业生产经营与战略规划，向职业院校传递岗位规范、专业能力、职业素养等方面的具体标准，传递不同类型技能人才的数量需求、层次需求，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格、培养数量与企业用人需求同频同源。出好技术攻坚之题，建立“揭榜挂帅” 等协同攻关机制，将技术研发、工艺改进、产品升级等现实问题转化为研发课题与教学项目，形成“企业出题、院校解题、市场验题”的产学研用融合模式。出好出海需求之题，聚焦企业出海战略，明晰企业出海地区、出海项目、出海技术以及海外产业状况、海外职教培训需求等，为职业教育助力国际产能合作指明发力方向。

二是合理“开源”，以企业资源赋能职业教育内涵提升。合理做好关键技术“开源”，企业在严守核心商业机密与知识产权的前提下，与院校建立技术共享与保密机制，开放中试平台、成熟工艺与非核心技术成果，缩小教育内容与产业前沿的差距。合理做好设备场地“开源”，企业向院校开放生产车间、研发中心等真实场景，共建共享生产性实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等载体，将先进设备、生产流程转化为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真实工程情境与复杂问题解决场域。合理做好人力资源“开源”，选派技术专家、大国工匠以及卓越管理人员进校园，承担职业教育教学、实训、评价等方面工作，推动“双师”教师队伍建设，提升职业教育师资水平。

三是携手“融创”，以校企互补合力推进社会价值共创。一方面，把职业教育纳入企业，兼蓄企业发展外源力量。积极吸纳职业院校参与重大项目攻关、技术成果转化、企业员工内训，建立知识产权归属、成果转化收益的共享机制，按照投入比例分配创新收益，实现校企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另一方面，把触角伸向职业教育，前置培养企业未来员工。与职业院校共建特色产业学院、现场工程师学院等实体化平台，推动企业项目、生产任务、技术标准进课程、进课堂，为学生提供见习、实习岗位，实现人才培养过程与企业生产过程深度耦合，为企业储备高水平未来员工。

（五）院校首创，激活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在潜能

职业院校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层单元、最终落点。推进职业院校自身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基于升级化、融合化、全面化、国际化、特色化发展的价值前提，充分发挥基层首创精神，立足区域产业和自身实际找准发展定位、夯实类型 根基、强化改革创新。

一要坚持产业导向，在类型发展上发挥基层首创。基于产业分析锚定发展定位和发展空间。职业院校必须站在产业端思考教育，把院校纳入区域产业发展的一部分，通过大数据分析等各种方式，精准呈现区域产业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诉求，进而确定学校办学定位、人才培养定位以及学校发展战略等。基于整合思维化用企业资源。新阶段的院校发展不能“单打独斗”，不仅要思考“我有什么”，更要思考“外部可助力什么”。必须善于整合行业、企业等多元主体资源，“找到各合作主体能共享的价值。”开展创造性的“合作破冰”，以价值共创汇聚院校发展合力。基于院校实际明晰校本特色。职业院校必须坚持自己的类型特色、区域特色、校本特色，要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历史积淀，找准自身在区域产业和教育体系中的发展定位，实现与其他院校的错位发展，打造专属的核心竞争力。

二要坚持贡献导向，在战略服务上发挥基层首创。以产定教的“大逻辑”决定了对院校的评价必然聚焦在社会贡献度层面。新阶段，“任何一所大学的知识生产要以国家战略意志为指引。”这就要求职业院校必须在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上锐意创新，着重在国家重点领域科技和产业发展战略、应对“少子化”“老龄化”的人口发展战略、旨在促进均衡发展的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战略、应对技术高频迭代的终身学习社会建设、服务国际产能合作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方面开展创造性的社会服务。要打破传统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革新学校章程制度、组织架构、管理模式等，让“可为”的主体愿景落地为“可及”的特色成果和社会贡献。

三要坚持能力导向，在内涵提升上发挥基层首创。突显学校贡献度的前提是具有“可贡献”的能力，一般表现在两个维度。一方面，要提升学校人才培养能力。聚焦关键教学要素改革，优化校内专业布局，打造“少而精、精而强”的专业体系；建立教师“跟岗挖掘”机制，建立“三组长”育人模式，联合行业企业推进集群化技能人才培养；强化教师教学能力建设，重点突出教师的行业话语、行业权威。另一方面，要强化学校技术研发能力。紧跟前沿技术发展，联合高水平企业共建技术研发平台，校、企、研等多方联动开展重点领域技术攻坚和工艺革新，以技术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不断提升人才培养创新属性。

今后一个时期，在技术变革、产业升级、生源萎缩、学历贬值等多重挤压下，职业教育已经进入竞进图强的关键期，迫切要求闯出一条去综合化的特色发展必由之路。这意味着职业教育已不再是简单的“类型标签”，办学特色也不再是单纯的“与众不同”，而是将从办学理念、发展路径、评价标准、资源配置等多维度竞合分化。

　　这也要求职业教育必须持续深化“办学能力高水平和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理念，主动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区域产业布局，不脱离地方产业和经济发展需求，不脱离人的全面发展需求，在支撑教育强国建设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中贡献自己独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