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强国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新方位，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转型迈进，是中华教育文明以国家形态赓续积淀的历史结果，也是中国教育现代化改革探索的必然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1] 教育强国建设就是“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2]《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简称《纲要》）明确提出，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是“实现由大到强的系统跃升”。[3] 从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谱写了国家教育历史的新篇章；从世界教育格局来看，其实质是新时代人类教育现代化“中国形态”的生动构建。

（一）通过创建“教育强国”话语，实现新时代教育思维与观念的跃升

“教育强国”作为崭新的教育话语被鲜明提出，进而转化为具有中国标识的理论思维、国家战略与改革行动，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独特创举。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以国家名义提出“教育强国”并形成“教育强国建设”的国家行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主张“教育强国建设”，创构“教育强国”话语，实施“教育强国”战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时代意义。“教育强国”深刻揭示出教育发展与国家发展的一体化关系，科学揭示了人类教育以国家形态发展演进的历史规律。“教育强国”作为新时代话语，蕴含丰富的理论思维、历史思维、战略思维与实践思维，内在地体现出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理论性与战略性的统一。“教育强国”一经产生与传播，便很快在政策话语、大众叙事与社会实践之间发生广泛而深入的互动，逐步成为国家与人民的集体共识。

（二）教育强国建设正在加速推动教育迈进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与系统性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强”是一个关于质量、能力、价值、影响力的范畴。从“大规模教育体系”转向“高质量教育体系”，这背后是教育发展内在逻辑的整体转变。

从历史逻辑来看，教育强国建设以“两个结合”为方法论，更加注重赓续中华文明基因、延续中国优秀传统教育思想，真正确立教育事业的文化主体性；进而实现对“西方逻辑”的批判性超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方式构建教育现代化的“中国逻辑”。

从理论逻辑来看，教育强国建设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直接构成教育强国建设的理论基础，既是对中华文明教育思想精华的继承发展，是对党在教育领域创新理论的拓展，也是对世界先进教育思想的兼容转化。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构建形成一种科学、先进、统一的教育理论，是确保国家教育事业稳定发展的根本性前提。

从价值逻辑来看，教育强国建设的突出特点在于构建“人民—国家—社会”的核心价值结构。一方面，以新时代人民对公平优质教育的迫切需求为出发点、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落脚点，整体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另一方面，强调教育强国的战略先导性，使教育强国建设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高度统一，系统构建教育强国支撑强国建设的战略逻辑。再者，以教育强国建设扩大社会公平。教育强国建设以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服务全体人民的现代文明素质发展。

（三）教育强国建设是一个不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系统创新教育实践形态、全面提升教育质量的历史过程

建成教育强国是一种历史结果与状态，最终必然生动反映在教育实践当中。教育实践的崭新样态即教育实践系统性创新与跃升的结果，是教育文明的新形态：一切以“教育”为名的活动或事物，共同创造“求真向善尚美”且有助于人类进步、社会进步、人本身进步的积极成果，表现为教育实践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教育的物质文明与教育实践的条件要素相对应，教育强国的实践样态是以新时代物质条件为依托，构建公平优质的公共教育资源体系，并得到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高质高效支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体系。

教育的精神文明与教育实践的目的要素相对应，表现为“人民中心”与“育人为本”的根本价值立场的充分彰显，一切教育活动均建立在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之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一切教育活动中深入落实。

教育的制度文明、社会文明与教育实践的过程要素相对应，制度文明显示为教育实践过程中健全而完善的制度化状态，系统性教育制度体系得以确立，教育治理进入法治化轨道。社会文明显示为教育实践主体全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过程有条不紊而充满活力、法度昌明而富有人文。个人身心健康、积极向上、勇于创新，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互鉴互益。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构成了新时代国家整体事业发展的历史主脉与根本主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一方面要承前启后，巩固好“十四五”时期取得的重大历史成就，另一方面要应对深刻复杂变化的发展环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的历史突破。

（一）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是“十五五”时期教育强国建设的重大使命与主要挑战

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纲要》进一步将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支撑作为总体目标。“十五五”时期教育强国建设必须与中国式现代化深度融合，教育强国建设目标只有通过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实现。

教育“由大到强的系统跃升”的发展目标能否实现，根本上就是看教育强国建设能否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全面契合。教育强国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于“全面”二字：教育功能与价值的全面发挥且全面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达成。

历史地看，教育的基本功能一般体现为经济功能、政治功能、人口功能与文化功能。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迅猛迭代，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面重塑人的生产生活；国际政治秩序复杂多变；现代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生产力跃升的历史方向；人口少子化、老龄化趋势不可逆；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需求越发强烈。这一系列社会变迁提出重大信号：必须立足历史实践的变化与人民的新需求，重新审视教育的功能和价值定位。

从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出发，一是要从经济、政治、人口、文化的历史变化趋势中重新阐明教育基本功能的内涵与意义；二是要突出教育的“生态功能”，构建教育的“五功能”结构。全面服务就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与内涵，形成教育强国建设的功能体系：教育人口功能的使命是服务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教育经济功能的使命是服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教育文化功能的使命是服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教育生态功能的使命是服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教育政治功能的使命是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内涵极为丰富，一切价值又都是围绕“人”这个根本尺度而展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它是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蕴含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及其伟大实践。[4]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结构中，“促进世界现代化、发展国家现代化、推动社会现代化，最终落脚点都在于实践人的现代化”。[5] 正是这个“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逻辑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历史性超越。

因此，教育强国建设的重大使命与主要挑战，实质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如何与中国式现代化完成价值对应与价值统一，通过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目标，科学构建教育强国的价值体系与目标任务。特别是教育强国如何能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重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尺度的教育价值体系与目标体系。

（二）着力战略全局、经济趋势、时代变局与关键节点，是“十五五”时期教育强国建设重大使命与挑战的基本方面

202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深刻把握当前和未来五年教育面临的新使命新挑战，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把教育强国建设放在国家战略利益和目标的发展全局中来把握、放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中来谋划、放在世界百年变局的深刻演进中来推进、放在破旧立新和蓄势突破的关键节点中来提升”。[6]这些判断的依据来源于教育强国建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使命与基本目标，同时也来源于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挑战。

第一个“放在”突出战略眼光与战略思维，关键词是“战略全局”。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国家战略协同发力与系统支撑。教育强国建设作为战略先导，必须全面构建与整个国家战略体系的战略关系，回应国家不同战略需求，全方位培养战略人才。

第二个“放在”着力在“教育与经济”的基本关系及其时代变化中重塑教育，把教育强国建设置于新经济形态及其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化之中，核心是必须培养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质人才”，重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人力资源质量与结构。

第三个“放在”突出强调教育强国建设的历史意识与思维方法，关键词是“大变局”。一是强调要在历史新方位的意义上认识和定位教育强国建设的文明意蕴；二是强调教育强国建设要以“大变局”为认识论与方法论，“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三是强调教育强国建设须在历史大变局中把握历史主动性，以教育强国建设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第四个“放在”实则是进一步明确“问题导向”与“深化改革”的方法论意义，关键词是“关键节点”。“十五五”时期教育强国建设进入实质性攻坚阶段。经过“十四五”发展，我国教育现代化总体水平已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规模优势已经确立。当前的核心任务是从“有学上”转向“上好学”，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这一转变必须通过“破旧立新”打破旧有的路径依赖。同时，教育领域仍存在一些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顽瘴痼疾：需要进一步破除“五唯”评价顽疾，建立科学、多元的教育评价体系；需要破除人才培养模式滞后问题，打破学科壁垒，推进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创新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机制；需要通过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教育公平，让优质教育资源更加普惠。教育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赢得战略主动的关键因素。当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技封锁和人才争夺加剧。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通过基础研究和高水平人才培养为国家战略安全“蓄势”。“十五五”时期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期。教育需要提前布局未来产业所需的人才链和创新链，通过学科专业调整和优化，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实现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的突破。面对少子化、老龄化等人口结构新趋势，教育体系要主动求变，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挖掘人口质量红利，以“人才红利”替代传统的“人口红利”。

因此，将教育强国建设放在“破旧立新”和“蓄势突破”的关键节点，是中国教育由“大”变“强”的必由之路，也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先手棋。

“十五五”时期教育强国建设的使命与挑战，集中在如何更加全面、系统、深入地处理好教育强国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上，具体而言，就是如何真正做到“四个放在”并与“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形成整体呼应。因此，推进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围绕历史与时代、国家与人民、理论与实践等重大关系，科学把握教育强国建设的逻辑与方法。

（一）树立大历史观，正确把握教育强国建设的历史规律与根本遵循

大历史观是正确看待和推动历史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7] 教育强国建设是国家战略与人民实践的统一，是国家教育历史的重大转型，因而须以大历史观认识和把握其发展规律与历史必然性。

一是要从几千年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认识和把握教育强国建设的历史方位。古代中国教育的优秀传统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文明根基，近代中国教育辗转探索的百年积淀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宝贵经验，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成就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基础与历史动力。

二是要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视域中把握教育强国建设的历史关系，始终把教育强国的历史目标同国家整体战略目标、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紧密结合起来。

三是要在世界教育强国格局中定位中国教育强国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围绕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构建起包含人民关切、天下情怀与生态精神的发展逻辑与价值体系。

（二）深化认识和科学把握“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方法论意义与时代内涵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为根本问题导向，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突破，为建成教育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与民心根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反映在教育上就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更加多样的教育需求。因此，必然需要进一步深化认识和科学把握“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方法论意义与时代内涵。

正确把握“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首要前提是科学理解“人民”的内涵。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由人民创造，人民同时也是历史进程中的人民。伴随实践创新发展与历史进步，人也在不断变化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的“人民”必然展现出人民发展的新时代特点。

“十五五”时期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根本科学基础，在于准确把握“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内涵与特征。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标志的产业变革，全面重塑着人民的生产生活与生命样态。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民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需求发生巨大转变，人民本身也在发展和进步。人与自然、人与劳动、人与人、人与文化等人类基本关系均已发生深刻变化。新时代的人民有着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一样的现实需求和发展状态。因此，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必然要求深入了解新时代人民的发展性、新需求与新特点，确保教育改革创新更合目的、更合规律。

（三）构建教育治理新格局，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牢固的制度支持

新时代以来，国家通过不断推进教育治理能力与体系现代化，有效保障了教育大国的构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坚实的民生基础与人力资源储备。“十五五”时期推进教育强国建设，须更进一步提升教育治理能力与现代化水平，为教育强国建设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教育治理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实现过程与结果的整体善治。以人为本，即是以人的价值作为教育治理的一切价值之源。教育治理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以人为本的教育治理，在过程上要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充分发挥人的治理能动性；在结果上体现为紧紧围绕人的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构建科学的治理体系。

教育治理要坚持系统观念，实现系统治理。一是教育治理要将教育本身作为一个系统加以对待；二是教育治理要跳出教育系统，把教育放在社会大系统中认识和考察。

教育治理要切实触及教育的深层实践问题，实现深度治理。教育深度治理意味着教育治理的触角深入到一切教育场所与教育活动，确保教育公共资源的全覆盖、优质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构建贯通式治理体系，深入到每一个家庭、每一所学校、每一个教育主体。

教育治理要充分发挥主体责任与义务，实现协同治理。协同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发展的基本取向。教育协同治理，主要是政府、学校与企业的协同，家庭、学校与社区的协同，以及教育理论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的协同。治理过程中，关键是要突出政府的方向主导地位、学校的实践主体性、家庭的文化源生作用、企业的人才检验评价功能与社区的公共环境育人价值。协同治理以“求同”为目的、以“协作”为方式，构建多场域、多主体分工协同育人的基本生态。强调教育理论者与教育实践者的协同治理，促成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和转化，善于将教育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转化为广大实践者乐于接受的生动叙事。

参考文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23年度教育学重大项目“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研究”（编号：VAA230006）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共生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人民教育》2026年第5期，原标题为《坚持历史方位与把握历史主动》

文章作者｜刘远杰